观众不去电影院了，观影人次相比2019年减少了45%；爆款数量一下子就下降，只有《犯罪都市3》和《首尔之春》两部影片的观影人数突破1000万；行业噩耗不断传来，先是发生大规模票房欺诈指控，再是韩国三大奖之一的大钟奖宣布破产。
大钟奖主席李章镐就大钟奖破产事件在新闻发布会发表讲线年，情况不见丝毫好转。一年过去，韩影仍旧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反而陷入更深的漩涡之中。据《韩国日报》报道，由于主要投资和发行公司资金紧张，导致韩国新电影的产量急剧下降，预计明年及后面上映的商业电影将大幅减少。
其中，最令市场震惊的莫过于行业龙头CJ ENM糟糕的市场表现。其电影业务已连续三年濒临崩溃，几乎每部上映电影都惨遭滑铁卢，去年上映的电影甚至没有一部观众人数超过100万。
《NEWSTOF》消息称，CJ ENM 可能会缩减并重组其电影部门，预计在未来暂停对电影的新投资。一位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没有电影处于前期制作阶段。”
CJ ENM电影部门缩减，没办法实现收支平衡 （图源：《NEWSTOF》）
深陷业务危机的CJ ENM，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牌，整个韩影正在经历行业根本性变动。
CJ ENM折戟，给了其它发行商坐到桌前的机会，韩国五大发行商（CJ ENM、乐天、Showbox、NEW、Plus M）正在进行新一轮洗牌。不过，龙头换位也改变不了韩影的深层次危机，当上游的电影公司已出现“破产”倾向，市场就会给其它内容产品留有可乘之机——好莱坞电影频登票房榜前列，OTT订阅人数连年上升，正在说明一切。
当行业根基遭受重创，整个工业体系无法健康运转起来，想要依靠个别创作者的神来之笔重回“当打之年”就变成一个越来越虚幻的梦。
韩影如今令人唏嘘的处境，不免令人联想到其它小语种电影的兴衰过往。从意大利电影，再到日本电影，再到香港电影，小语种电影在世界影坛上都曾创造过自己的“黄金时代”，但无一例外，不超过20年的光景，在极盛之后，迅速走向衰落。
韩国产业大多由寡头公司垄断，电影产业也不例外。以CJ ENM为首的“五大”几乎主导了整个韩国电影产业。
CJ ENM是“五大”之中地位资历最老、最成功的电影公司。1995年，CJ投资美国梦工厂3亿美元，开始进军娱乐行业，成立多媒体事业部，学习梦工厂的电影行销、财务管理等好莱坞经验，同时，开启影院业务，不断拓展版图。
多年的“西进”学习，让CJ ENM积累了丰富的产业经验，开发了《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等作品，成为韩国最大的电影制作发行公司。
Showbox、乐天、NEW紧随其后，纷纷开发出《夺宝联盟》《与神同行》《新世界》等打破票房纪录的作品，夯实了各自的行业地位，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2019年的CJ ENM更是风光无限。《极限职业》一再突破韩国影史纪录，最终观影人次达1600万，成为韩国影史票房亚军；《寄生虫》先是夺得第7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成为第一部获得该奖的韩国电影，之后在奥斯卡创造历史，成为史上首部获得最佳影片奖的非英语电影。
CJ ENM力压的《月球》票房惨淡，制作成本280亿韩元，却仅吸引了51万名观众，雄心勃勃打造的《外星+人》也未达到盈亏平衡点。去年，CJ ENM电影业务损失数百亿韩元。
今年的CJ ENM依旧“无力回天”。据《先驱经济》报道，业内人士透露，净制作成本为185亿韩元的《逃亡》，是韩国暑期档制作成本最高的作品，然而，迄今为止其观众人次仅为200万，远远未及盈亏平衡点。《逃亡》的市场表现让韩国电影业界震惊，“没想到会这么糟糕。”
在CJ ENM陷入危机之际，今年执掌电影部门的具昌根，最近突然辞职，让CJ ENM陷入了更混乱的局面。《NEWSTOF》透露，CJ ENM电影部分的关键人员已经离职。
CJ ENM的惨淡，让其它四家公司有了“可乘之机”。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表示，由于《月球》《外星+人》等大制作电影未能取得预期的票房成绩，CJ ENM去年的观众份额仅为6.55%。而去年发行了《犯罪都市3》《首尔之春》Plus M娱乐后来居上，以35.5%的压倒性比例占据榜首。发行了《露梁海战》《混凝土乌托邦》的乐天文化以11.9%的份额位居第二。
而今年，Showbox率先出手，出品的《破墓》上映7天过损益平衡点，上映32天累计人次突破千万，成为今年第一部获得千万观影人次的电影。Plus M的《犯罪都市4》再次冲破“续集魔咒”，上映5天破350万观影人次，接连创下今年韩国最高开画纪录、最高单日票房纪录。
然而，CJ ENM的衰落，并不代表其它四家制作发行公司就可以高枕无忧，韩影市场仍旧深处疫情余震的恐慌之中。Showbox有关人员表示：“与去年和今年相比，我更加关心明年的电影市场。”
当环境恶劣时，大公司尚且无法获得稳定的生存空间，一举一动都谨慎为上，市场份额堪堪的小公司更是陷入绝望之中。据韩媒报道，一家小型投资和发行公司已决定彻底退出电影业务，专注于电视剧制作。随着电影资金的枯竭，许多电影公司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电视剧。
《NEWSTOF》报道，CJ ENM电影部门的新业务——电视剧制作业务正在慢慢展开，首部预定上映的《我去世的前一周》将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映。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电影事业部单独开展的项目，不依赖于同一总部内的电视剧制作部门或子公司。
在CJ ENM拥有多个电视剧事业部门的情况下，原本专注于电影的电影部门还要去涉足剧集制作领域，这很难不让人意识到，CJ ENM正在慢慢放弃电影。
当投入电影的大量资金和人力慢慢转移到了剧集市场，电影与电视剧的界限就在逐渐瓦解，越来越多具有电影质感的剧集开始出现，《赌命为王》《逆贫大叔》《苏里南》等剧集不仅有着高昂的制作经费，同时吸引来了忠武路老戏骨崔岷植、宋康昊等演员的加入。
然而，从电影跑到剧集，就是一个安全选择吗？一位在大型投资发行公司工作后创立电影公司的资深电影界的人说：“大型投资发行公司似乎把电影视为边缘业务。虽然我们主要策划电视剧，但电视剧市场也不景气，这令人担忧。”
据Consumer Insights的《电影消费者行为调查》显示，过去一年韩国消费者体验的观影方式中，OTT观影占比74%，超过影院观影的66%。在问及消费者选择其他渠道观影的原因时，排在前列的是可以随时随地观看电影（70%）、电影票价高（39%）以及缺乏时间去电影院（28%）。
OTT平台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满足了观众随时随地观影的需求，原本就加速了观众的流失，然而，影院的高票价又进一步逼退了观众。
高票价是韩国电影产业疫情后始终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前不久，韩国演员崔岷植在MBC节目《孙石熙的质问》中说到，“应该降低电影票价。如果突然大幅涨价，连我也不会去看电影。”言论一出，韩国社会关于高票价的讨论再次成为话题中心。
观众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疫情前的电影票是8000-10000韩元，但现在已经涨价近两倍，到了15000韩元，而OTT订阅费最高15000韩元。相当于，一个月看OTT内容的钱只能看一部电影，在性价比面前，观众用脚投票。调查显示，61%的收房的人说在影院观影的次数减少，只有16%的收房的人说观影次数增加。
票价的提升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疫情后韩国物价水平的提升、门店租金的提升等等，高额的成本让影院降价变成一大结构性难题，并非说降就能降。
从内容上来说，动作类商业大片和带有明显民族情绪的商业大片，更有票房号召力，渐渐成为市场主流。动作场面占了大部分的《犯罪都市》系列，累计观影人次突破4000万，创韩国影史纪录，现在该系列正计划开发到第8部，而带有明显民族情绪的《首尔之春》《破墓》在淡季上映，均破千万人次，成为市场黑马。
当观众取向如此，为了迎合观众审美，电影公司和影院便罔顾正常的市场规则，任由市场品类逐渐从多元化走向单一化。《破墓》上映初期排片率达50%，《犯罪都市4》上映后的排片率达到82%。
对影院来说，排片倾斜之外，为了“自救”，它们不得不做出更多的动作，来吸引观众。如今韩国的电影院正在逐渐演变成复合型文化空间，除了放映电影这一主营业务外，还提供音乐会、话剧、密室逃脱和攀岩馆等各类文化设施。某一些程度上，把看电影做成一种“高客单价、多重体验”的服务形式，更像如今韩国影院的普遍理念，而并非低价普惠。
据《亚洲日报》报道，乐天集团旗下负责运营乐天影院的乐天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去年销售额为5621亿韩元，同比增长13%，但盈利能力每况愈下，出现84亿韩元亏损。今年该公司销售额达到1150亿韩元，盈利达到11亿韩元。据悉，其业绩改善主要得益于复合型文化空间这一新的生存战略。
首尔CGV皮卡迪利1958门店的攀岩馆PEAKERS（图源：CJ CGV）
在产业自救的同时，韩国政府也在努力进行政策上的帮扶。今年1 月底，韩国政府宣布，除了预算低于 30 亿韩元的小成本电影，接受国家资助的电影必须同意大约四个月的流媒体窗口期。
强制性地延长窗口期，是为了给院线电影留有喘息的机会，试图避免OTT进一步抢占线下电影的市场。但此举一出，并没有赢得业内一致性同意，反而分歧明显，发行商和放映商大多支持，但流媒体认为这限制了他们的业务选择，削弱了他们投资影院电影的动力。
分歧对于体量庞大、涉及业务广泛的巨头公司而言，更是左右为难。CJ不仅制作电影、发行电影并运营影院CJ-CGV，同时还是韩国最大的电视内容制作商Studio Dragon和 Tving 流媒体平台的控股股东。
根据CJ第二季度财务报表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其媒体平台部门，tvn电视剧《泪之女王》和《背着善宰跑》取得了高收视率；Tving则通过转播“2024年韩国职业棒球联赛”吸引了大量付费用户，推动部门实现3529亿韩元的销售额和165亿韩元的盈利。其中，付费用户同比增长29%，销售额同比增长41%，达到1079亿韩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影和电视剧部门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同比增长25.3%，达到2876亿韩元，但仍有182亿韩元的营业亏损。
CJ依靠OTT业务实现了业务的上升，但同时也因为OTT业务的“蝴蝶效应”，牵制了其电影业务的发展。如果专注电影市场未来，则会失去OTT平台的竞争潜力，CJ ENM陷入了左右手互搏的尴尬境地。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说，OTT的可观收益显然要大于电影的，押注在OTT的剧集项目上成为大多数公司的选择。《韩国日报》报道，某电影公司有关人员表示，“各大投资、发行公司几乎都不在审核新项目了。我从事电影行业25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策划和制作都完全停顿的情况。”
据业内人士透露，截至9月，韩国五大电影投资和发行公司正在制作或前期制作的电影仅有10部左右。鉴于制作一部电影通常大概需要2年的时间，预计2025年只有大约10部由这些大公司支持的电影会上映。一旦疫情时库存电影放映完，影院会陷入长期的片荒期。
当韩国电影制作公司不再制作电影，电影院的空缺会由谁来顶上呢？答案不言而喻——好莱坞。
不可否认，疫情之后，好莱坞电影也陷入颓靡之中，流媒体冲击以及大罢工次生影响，让好莱坞的日子不好过。
然而，好莱坞百年以来建立而成的完整的、成熟的、先进的电影工业体系，保证了好莱坞产业可以以最快速度重新恢复生产。巨头公司遍及全球的业务脉络，也让他们能够从另外的地方持续不断地供给着好莱坞的内容产业，这些都决定了好莱坞电影依旧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更何况，如今好莱坞公司的利益已经与流媒体业务绑定在了一起，流媒体的流动性决定了好莱坞的文化霸权影响更深入地席卷全球。在这种现实挑战面前，即便再繁荣的小语种电影也无力抗衡。
韩影经过了近20年的努力，终于攀登上世界影坛，让现实主义悬疑犯罪电影成为其蜚声世界的一张名牌。然而，疫情的外部冲击让韩影先是遭受沉重打击，好莱坞的全球化战略迅速劫取其“胜利果实”，打乱了韩国影视行业的市场规则。
比如Netflix的强势进军，虽然给韩影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供给，刺激了内容创作的丰富性，然而制作经费的水涨船高造成了韩国本土市场的“泡沫化”，融合性创作又一步步“篡改”了韩影内容的独特性。当内容层面优势不再，本土市场体系混乱，让行业性崩溃只会是一种必然结果。
这种行业性崩溃，不止发生在韩影身上，在此之前，意大利电影、日本电影、香港电影都经历过。强势的内容冲击面前，小语种电影有限的本土市场无力支撑它们进行对抗，最后都被吞噬。
20世纪10年代，意大利电影快速地发展，最早的商业大片《暴君焚城记》确定了其国际影响力，然而，一战爆发，意大利电影受制于战争影响，制作和放映开始脱节，制作混乱、成本增加、技术落后让意大利电影走向衰落，而好莱坞的崛起又侵占了其海外市场，让意大利电影节节败退，20年代时，意大利电影产量急速下降，从1921年的350部电影减少到1924年的60部。
60年代，日本电影进入黄金时代，黑泽明的剑戟片和圆谷英二的特摄片风格影响了全世界的创作者。但是，电视的普及让电影观众一下子就下降，后来的经济危机更是让日本的主要电影制片厂和影院纷纷倒闭，电影院数量从1960年的7000多家，滑落到1993年的不到2000家。
日本电影衰落的时候，正是香港电影发迹之时，动作武打片的凌厉风格吸引了世界观众的喜爱，不仅风靡整个东亚，也渗入到了大洋彼岸。同样，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好莱坞进军亚洲市场，让香港电影迅速熄火。
可以看出，小语种电影的兴衰成败，有着太多客观现实的制约，决定了其繁荣的黄金时代只能乍现，而非永久。
一方面，小语种电影本土市场狭小，一旦遭受战争、金融危机等不可控风险重创，本土市场没办法保证其有一个安全的自我更新环境，抗风险能力差。
另一方面，好莱坞的全球化战略一直以来都是循序渐进，先是进行学习融合，进入当地市场，之后凭借其产能优势，逐渐占领其市场。
如此看来，与其说，小语种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对抗是文化的对抗，毋宁说，是两个文化产业成熟度的对抗。
小语种电影想要实现突围，在国际市场站稳脚，离不开整个行业体制的支持，本土的文化产业不够坚固，抵御住文化侵蚀，即便在海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最终也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总会有会有新的文化会站在风口，而好莱坞的强势避无可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