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曾经是令人向往的象征。在二十世纪的前三分之二，“现代”、“未来”和“明日世界”（
魅力（Glamour）不仅仅是时尚或名人的代名词，虽然这么多东西确实能充满魅力。一处度假胜地、一座城市或一份职业也可以是迷人的。军事能充满魅力，技术、科学甚至宗教生活同样如此。这一切取决于观众的视角。魅力是一种交流方式，就像幽默一样，我们通过其特有的效果来识别它。当某件事物激发了人们的投射和渴望时，我们会觉得它充满魅力：如果能那样就好了……
无论呈现形式如何，魅力都承诺着逃离与转变。它将深藏的、往往无法用语言清晰表达的渴望聚焦在某个形象或理念上，让这些渴望显得触手可及。这些渴望——无论是财富、幸福、安全、舒适、认可、冒险、爱、宁静、自由，还是尊重——以及承载这些渴望的对象，都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因时代而异。而在二十世纪，“未来”（the future）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概念。
1928年出生的记者兼电影制作人琼·克伦（Joan Kron）回忆说，小时候她常坐在地板上，从报纸广告中剪下设计越来越流线型的汽车图片。她说：“我对汽车设计着迷，那些现代化的汽车。工业设计当时非常吸引人。它不单单是看起来好看，而是在为我们大家带来未来。”
年轻的琼住在离著名的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1939 New York World’s Fair）仅一小段火车路程的地方。这次博览会的主题是“明日世界”（The World of Tomorrow）。她一次次前往，从不愿错过“未来景观”（Futurama）展览。在那里，参观者穿越想象中的1960年美国景观，尽享平稳流畅的分隔公路、摩天大楼城市、高科技农场和迷人的郊区。“这种1960年的公路和交通进步的画面，”解说员宣布道，“只是通过不断努力追求新的、更好地平线所实现的未来进步的象征。”
“我唯一想做的，”克伦说道，“就是进入‘明日世界’。”她并不孤单。期待光明未来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尤其是在美国。
当时，2000年和二十一世纪是令人神往的目的地。报纸专栏和电视纪录片描述了一个充满几乎很难来想象奇迹的未来。一篇1966年《》题为《二十一世纪一瞥》（A Glimpse of the 21st Century）的文章预测了“一个基本上没有沙漠、烟雾与发动机噪音的世界，能够舒适地支持十倍于当前的人口——从25亿到50亿”，这要归功于丰富的核能。这篇文章提到海底度假村和地下输送带用来运输散货。地下电动列车将乘客从一个城市疾速运送到另一个城市，而电动空中巴士则载着人们在城市之间飞行。时报向读者保证，这些并非天马行空的幻想，而是科学家们严肃地试图将当前趋势延续到未来几十年的努力成果。
作为一个孩子，我感觉自己很幸运，生于1960年。我在2000年时才40岁，或许能在这个神奇的新世纪里度过人生的一半。然而，到了青少年时期，这种魔力消失了。曾经迷人的未来变成了一个充满污染、拥挤和丑陋的地方。无限的可能性被局限所取代。魅力变成了恐惧。进步似乎变成了一场谎言。
有许多关于文化和政策如何以及为什么否定了二十世纪前半期推动物质进步愿景的讨论，包括本杂志因J·斯托尔斯·霍尔（J Storrs Hall）的书《我的飞行汽车在哪？》（Where Is My Flying Car?）而推出的特刊。詹姆斯·佩索库基斯（James Pethokoukis）最近的书《保守派未来主义者》（The Conservative Futurist）的副标题是“如何创造我们被承诺的科幻世界”（How to create the sci-fi world we were promised）。正如彼得·蒂尔（Peter Thiel）那句著名的抱怨：“我们想飞行汽车，结果却得到了140个字符”（we wanted flying cars, instead we got 140 characters），这句话捕捉到了一种背叛感。如今的科技乐观主义充满了对复古未来的怀念。
然而，对于反普罗米修斯主义反弹（anti-Promethean backlash）的最常见解释并不完全充分。的确，将其归因于六十年代末传播的环境意识是正确的，但解释并不完整。生活水平的提高无疑让人们更重视清洁的环境。但环境问题并不一定要采取反普罗米修斯的立场。相反，它们可能会引起核能的扩展或太阳能卫星的建造。清理污染的天空和河流本能成为科技乐观主义的项目，而不需要限制太空探索。生态悲观主义（Eco-pessimism）本身需要一个更全面的解释。
流行娱乐也不能背负所有的责任。在小众书籍和杂志之外，乐观主义的黄金时代科幻小说实际上并不存在。战后科幻电影的主题大多分布在在辐射和其他技术失控后产生的怪异效果。苏珊·桑塔格甚至在1965年撰写了一篇学术文章《灾难的想象》（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专门探讨这些电影。她写道，通过这一些电影，“人类能参与到幻想中，经历自己的死亡，甚至是城市的毁灭和人类的灭绝。”后来才出现的《2001太空漫游》（1968年）和短命的《星际迷航》（1966-1969年）是例外，而《哥斯拉》（1954年）、《巨蚁》（Them!，1954年）和《禁忌星球》（Forbidden Planet，1956年）才是常态。这些带有警示意味的科幻恐怖作品与二十世纪中期关于进步的魅力并存。
最能展示旧时未来为何失去吸引力的电影并非科幻片。它的剧情与技术无关，也不是恐怖或反乌托邦主题，而是一部风趣又充满洞察力的影片。《毕业生》（The Graduate）成为1967年票房最高的电影，获得了七项奥斯卡提名，并让达斯汀·霍夫曼一举成名。其中一个著名场景通过将进步的魅力塑造成呆板和荒谬的形象，戳穿了这种魅力。
在大学毕业派对上，父母的一个朋友将本（霍夫曼饰）拉到一边，想要告诉他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在拥有现代化住宅和前途光明的儿子的情况下，本的父母正在过着“加州梦”的生活，体验着一个甚至比世博会的“未来景观”更丰富的未来。然而，无论是本还是电影观众，都未被这个未来吸引。它只是生活，一个毫无意义且肤浅的生活罢了。“塑料行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不，谢谢。
对于像马奎尔先生（Mr. Maguire）这样的人来说，回忆起自己大萧条时代的青春，一份塑料行业的职业可能意味着安全和认可：一个充满物质成功吸引力的未来。而对本来说，它却是平庸的，是魅力的对立面。
魅力这个词最初指的是一种让人们看到并不存在事物的真正魔法。在当代意义上，魅力依然包含一种幻象。它掩盖了困难、缺陷和代价，隐藏了无聊与痛苦。它显得毫不费力。海滩假期似乎没有航班延误，电动车能瞬间充电，宽大的窗户无需清洁或挂上窗帘，高跟鞋从不夹脚。魅力描绘了一个没有缺陷或妥协的世界。
从192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的进步魅力鼎盛时期，最具吸引力的形象包括以下几类：1）毫不费力的快速运输，从汽车、柴油火车到喷气机和宇宙飞船；2）看起来井然有序且干净的城市；3）没有繁琐劳动或匮乏的奢华家庭生活。这些形象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选择。在现实中，普通人被隔离在农场或拥挤的迅速增加的城市中，严重的物质匮乏仍是日常现实或近期记忆，而无论是家务劳动还是有偿工作，都是体力上艰辛、精神上令人麻木的。
魅力通过提供恰到好处的信息来吸引观众，让人们的想象力得以去参加了，为观众的幻想留出了空间。神秘与距离是必不可少的。知道太多会打破这种魔法。你的理想工作可能令人满意，甚至有趣，但它不再充满魅力，因为你已经了解了其中繁琐、令人沮丧或恼人的细节。
要理解半个世纪前对进步的幻灭，我们一定要先理解为何进步曾显得充满魅力，以及它所掩盖的真相。它究竟吸引了谁？其幻象的本质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考虑进步如何重获其魅力，以及如果它重获魅力可能带来的风险。
二十世纪的进步魅力来源于三种不同的渴望，这些渴望激发了观众的共鸣。在某个特定时刻，个体可能分享其中一种渴望，但它们也形成了不同的观众群体，而这些不同的潜在渴望对我们的故事至关重要。
这些群体共同构成了一个足够庞大的公众，使得想象一个奇妙的未来成为一种文化规范。最终，他们分化的愿景在现实世界中引发了后果，驱散了进步的未来主义魅力。
第一个群体渴望秩序、清洁、高效和速度：从过去的肮脏、混乱和束缚的杂乱中解脱。“速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呐喊，”（Speed is the cry of our era）工业设计师诺曼·贝尔·盖德斯（Norman Bel Geddes）在1932年写道。从包豪斯的纯粹主义者到好莱坞的布景设计师，这些人都是现代主义者，是三个群体中在政治和文化上最具影响力的。他们盼望通过消除浪费来创造丰富，而浪费包括从华丽的家具和繁琐的墙纸到价格体系以及“重复的”经济竞争。他们的愿景体现在钢、混凝土和玻璃的建筑中；在流线型的产品和开放式内部空间中；在贫民窟改造和超级高速公路中；以及在经济规划和控制方案中。由贝尔·盖德斯（Bel Geddes）设计的未来展（Futurama）是一个流行版本，而勒·柯布西耶（Le Courbusier）的辐射城市（Radiant City）则是混凝土高楼共享绿地的高级形式。
第二个群体渴望发现、冒险和有意义的成就。像丁尼生的尤利西斯（Tennyson’s Ulysses）一样，他们渴望“追随知识如同追逐坠落的星星，/ 超越人类思想的极限”（To follow knowledge like a sinking star, / Beyond the utmost bound of human thought）。对大众文化感到不满的他们，追求卓越。他们在宇航员和科学家身上看到了曾属于英雄探险家、勇敢船长和西部枪手的魅力。这种未来主义的魅力尤其吸引那些在一个崇尚普通人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且极其聪明的人。简而言之，这是“书呆子”的魅力（包括幼儿园时期每天读《你将登上月球》[You Will Go to the Moon]的小女孩Virginia）。
第三个、也是更庞大的群体，使进步的魅力成为文化规范。他们是渴望安全、舒适和轻松的广大普通人群，希望从挣扎、繁重劳动和匮乏中解脱出来。在过去，他们可能会梦想小说中突然的财富：继承一位贵族秘密父亲的遗产，或发现一位失散多年的百万富翁叔叔。
然而，在20世纪早期，新的奢侈形式为对美好生活的迷人愿景注入了一丝现实主义。富人的乡间庄园、仆人和珠宝可能仍然遥不可及，但新技术跟着时间推移慢慢的变便宜。这些奢侈品的价值不依赖稀缺性。收音机和唱机将音乐带入了没有钢琴的家庭。电影提供了廉价的戏票。T型车及其后续车型为普通人提供了曾属于精英阶层的快速、私密的交通方式。
电影展示了这一未来主义魅力的日常图景。“那些女性总是穿着皮草和漂亮的帽子，住在精致的房子里，还有冰箱！我是说我们那时连冰箱都没有！”一位英国女性在1990年代回忆她在1930年代看电影时说道。“当我们去电影院看到人们打开灯、打开冰箱和用吸尘器清洁时，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想这让我们更有野心了。”对年轻的工人阶级女性来说，电灯、冰箱和吸尘器充满了迷人的吸引力。“我将像公主一样生活在一个像魔法一样运作的家里！”一位女性在美国燃气协会的广告中展望她的“战后梦想”时兴奋地说道。进步不仅意味着火箭和摩天大楼，还带来了家用电器和室内管道。进步意味着日常繁重劳动的终结。
克朗（Kron）回忆说，她在纽约的家庭比英国同行提前了几十年，一个“可爱的圆边冰箱”取代了家里的“笨重”冰柜，而厨房墙上的一部电话也被更多的分机所补充。“这么多东西很有魅力，”她说道，“不仅因为它们的外观，还因为它们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东西。它们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更好、更有趣的生活。”
战后时期，因人们近期的生活经历，进步的魅力显得更为突出。普通人享受着物质上的富足——干净的新郊区住宅，由易打理面料制成的新衣服，以及新的电视、汽车和厨房小工具。“按钮控制”（Push-button controls）不单单是一种启动设备的方式，它们象征着一种轻松便捷的新生活。如果20世纪的生活已经如此美好，那么21世纪的生活无疑会更加令人期待。这至少是战前一代人的看法。
然而，当迷人的未来成为现实的当下时，它就会失去神秘感并暴露出缺陷，尤其是对那些从未体验过其他生活方式的人而言。确实，用吸尘器打扫比拍打地毯或刷洗地板要轻松得多，但清洁工作依然让人感觉像一项无休止的任务。没有一个房子会“自动运转”。跟着时间的推移，经验消散了进步的魅力。新一代人不再渴望“更多的相同事物”。
经验还通过揭示进步的弊端，对普遍的进步观念提出了挑战。以食物为例，20世纪的技术进步让食物变得丰富而便利。1954年，著名的爱抱怨者菲利普·威利（Philip Wylie）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科学毁了我的晚餐》（Science Has Spoiled My Supper）的文章。威利哀叹科学农业和工业食品生产的结果：“他们开发出了‘改良’的作物品种，这些作物适合所有用途，唯独不适合吃。”他写道，“比如，他们培育出可以同时成熟的豌豆。农民可以一次性收割并脱壳完成。这非常高效，也极具经济效益。但这些豌豆的味道又如何呢？就像煮过的纸团一样。”
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些在便利食品中长大的一代人中出现了叛逆者，比如餐馆老板艾丽斯·沃特斯（Alice Waters），她改变了美国人的饮食方式。如今的食物味道好得多，但它失去了电视晚餐、冻干咖啡和Tang饮料的太空时代魅力。“慢食”（slow food）理念提倡新鲜的本地食材，同时谴责大规模农业。它将自己定位为对20世纪“进步”的一种批判。
如今的消费的人在超市里期望看到丰富的反季节农产品，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由贸易政策和诸如集装箱运输等物流创新。我们如今更优质的食品来源于明确的现代系统。尽管这些食品与反主流文化有一定的渊源，但法式滤压咖啡、意大利香醋和日常的牛油果确实代表了真正的进步。
在这里，我们正真看到了两种进步观念之间的冲突。一种认为，进步是一个开放的、去中心化的试验与改进的过程，每一次新进展都会引发批评，并逐步推动改进。威利所提到的大规模生产豌豆代表了真正的进步，使更多的人全年都能吃到蔬菜。然而，这些豌豆的味道却令人失望。饮食业仍需努力改进。
这种进步理念承认，无论某物多么符合我们最初的需求，一旦我们拥有它，就会发现其缺陷。正如土木工程教授亨利·彼得罗斯基（Henry Petroski）所言，“形式源于失败”。不满是进步的驱动力。“因没有什么是完美的，”彼得罗斯基写道，“而且，即使是我们对完美的定义也在不断变化，任何事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所谓‘完美的’事物根本不存在；未来完美只能是一种时态，而不是一种实体。”在这种理念中，魅力可能会激发进步，但却无法在实现后存续。新的不满会衍生出新的未来迷人概念，推动进一步改进。
然而，现代主义者对进步的看法完全不同。在自由民主国家和极权政权中，无论是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无论是政府规划者还是企业效率专家，现代主义者都认为进步是通向某种“最佳方式”的过程。尽管他们彼此意见可能不一致，但他们确信自己知道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现代主义对效率、秩序和速度的渴望构成了20世纪进步的主要意识形态，并留下了深远的视觉符号。当今的批评者将技术乐观主义等同于技术法西斯主义时，他们正是表达了这种关联：进步意味着聪明的人扫除过去，决定所有人将如何生活。
理想的现代主义未来从零开始，以更好地创造秩序，并不可逆转地向一个完美状态迈进。它消除了多样性的浪费和个人需求的混乱。像参观未来展的游客一样，现代主义者以一种上帝视角想象进步。在E.L.多克托罗（EL Doctorow）的半自传小说《世界博览会》（World’s Fair）中，他将展览描述为“一件全世界任何孩子都会想要的玩具。你可以永远玩它。这些小汽车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玩具车……建筑物是模型，那是一个模型世界。”然而，生活发生在地面上，细节和个人偏好才是重要的。未来展的热情观众从未考虑过，成为规划者玩具的感受如何。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城市开始推平工人阶级社区，为那些在现代主义描绘中看起来很吸引人的高速公路、市民综合体和公共住宅大楼腾出空间。“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进步’，要用大写的P来写。你不能阻挡进步的脚步，”田纳西州孟菲斯的一位理发师在1963年说道，重复了那个时代的常见说法。城市计划拆除他的店铺，这是一家城里最古老的理发店。“城市更新，你知道的，”他说，“他们正在拆掉一切，去建造一些更好的东西。”但他们建造的是那些在建筑模型中看起来时尚、但现实中却令人压抑的水泥广场。到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人已经对这种带着大写P的“进步”感到厌倦。
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这一庞杂的运动集合，是抵抗情绪最明显的标志。这种运动是大众富裕的产物，由那些在现实版“未来世界”（Futurama）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组成，他们对塑料制品的未来充满轻蔑。他们视物质丰盈为理所当然。反文化崇尚自然、排斥人工，尽管其态度可以追溯到卢梭及反工业的浪漫主义者，但同时又带有鲜明的二十世纪特色。
西奥多·罗扎克（Theodore Roszak）在其1969年出版的《反文化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Counterculture）一书中首次提出“反文化”（counterculture）一词。他后来将反文化的统一特征定义为“对工业社会某些基本要素的反叛：对技术专长的祭司般崇拜、主流科学的世界观，以及企业团体的社会主导地位”。反文化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从嬉皮士公社到新对“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诉求，它还包括反战抗议和妇女解放的呼声，以及大量的性、毒品与摇滚乐。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反文化否定了主流的进步观念，带有反现代主义的色彩。
罗扎克写道：“在技术统治社会中，没什么事物再是小巧、简单或普通人显而易见的了。相反，所有人类活动——政治、经济、文化——的规模和复杂性超出了非技术性公民的能力范围，必然需要经过特殊训练的专家的关注。”罗扎克认为，技术官僚或许将自己视为慷慨仁慈的力量，向大众提供繁荣，但实际上他们行使的是“极权控制”（totalitarian control）。
反文化运动拒绝对专家权威的信任，无论是城市规划者、工业企业、研究科学家，还是主流医学。它渴望一个人人都能理解的社会，反对专业化。即便是反文化的技术迷代表，如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和《整体地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也倡导个人“获取工具”（access to tools）。个人电脑，而非企业主导的大型机，是反文化对进步的理解。
反文化对大企业和科学专家的对抗，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其生态意识为何采取了一种反普罗米修斯的方向。解决具体的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赋权于具备专业知识的人，而反文化则推崇灵性实践、歌颂荒野、提倡不使用杀虫剂种植的蔬菜，以及抗议核能——这些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事。这种反普罗米修斯的转向鼓励人们信任自己的直觉：保护他们珍视的事物，禁止他们惧怕的事物，无论专家如何表态。
与此同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著作启发了一种新的知识视角，使人们开始欣赏未经自上而下规划而自然演化的城市街区的独特品质。雅各布斯强调城市的进化特性，以及在社会和经济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城市街区的生机和活力。现代主义者看到的是混乱，而她看到的是日常互动中微妙的秩序。她写道：“改革者长期以来观察到城市居民在繁忙的街角闲逛，在糖果店、酒吧里消磨时间，或坐在门廊上喝汽水，并得出了一个大意为‘这真糟糕！如果这些人有体面的住房和更私人或林荫的户外空间，他们就不会在街上了！’的判断。这种判断表现出对城市的深刻误解。”她指出，繁忙的街道、临街开放的商店以及人们在前门台阶上闲坐，都通过“街道上的眼睛”（eyes on the street）提供了一种安全感。
雅各布斯的城市观念受到左右两派人士的拥护（或讽刺），其思想体现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F.A.哈耶克（FA Hayek）所称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s）。在这种观念中，秩序并非来自自上而下的规划，而是通过逐步的适应形成，这种适应吸收了分散的、常常是未被明确表达的欲望、可能性和权衡知识。人们通过填满繁忙的街道，展示了他们对这些街道的喜爱。建筑用途随着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工业阁楼变成艺术家的公寓；教堂变成共享办公空间；店面变成教堂；银行变成公寓楼。价格随需求的变化而升降，反映了人们实际想要的东西，而非仅仅局限于他们被允许拥有的东西。
雅各布斯尤其批评“花园城市”（garden cities）的迷人愿景，这种理念认为用大楼围绕绿地可以取代城市街道的喧嚣与活力。在她1958年发表的文章《市中心属于人们》（Downtown Is For People）中，她写道，这类项目：
将是宽敞的、公园般的、不拥挤的。它们将展现出长长的绿色景观。它们将是稳定的、对称的、井然有序的。它们将是干净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宏伟的。它们将具备一个维护良好的庄严墓地的所有特质……
我们对市中心变得过于严肃了。建筑师、规划者和商人们沉迷于秩序的梦想，他们为比例模型和鸟瞰图着迷。这是一种间接应对现实的方式，而不幸的是，这反映了一种当前占主导地位的设计哲学：建筑物优先，因为目标是改造城市以适应一个抽象的、逻辑上应该如此的概念。
然而，随着基层对城市更新计划的反对浪潮逐渐高涨，这种反对反而催生了限制雅各布斯所推崇的动态城市发展过程的法律。事实证明，市民往往只是希望维持现状。历史保护法限制了拆除甚至翻修老建筑的可能性。从过去城市政府成片拆除街区，到如今的程序性市民意见反馈，这种变化让即便是小型私人项目也面临阻力。这种转变赋予了小团体一票否决权，从而凌驾于民主代表制和市场机制之上。
通过规划听证会和诉讼，房主将“参与式民主”变成了抵抗变革的强大工具。他们有时完全阻止项目的推进，有时通过延迟使项目最终在财务上变得不可行。现代许多阻碍新住房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障碍，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对现代主义进步表面光鲜背后隐藏成本的反抗。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偶尔仍会闪现出光芒，尤其是在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这个标志性人物的影响下。他将计算能力带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最终进入每个人的口袋中。乔布斯将反文化的价值观与现代主义的设计本能、技术的大胆探索以及资本主义的成功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他为人们带来了他们喜爱的产品。
乔布斯还帮助实现了20世纪进步愿景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项技术：视频电话，这一技术几乎与飞行汽车一样充满想象力。21世纪兑现了这一承诺，并且比人们预期的更好。我们没有得到《杰森一家》（The Jetsons）、《星际迷航》（Star Trek）或1964年世博会上展示的专用控制台，而是拥有了多功能的口袋超级计算机，视频通话服务甚至是免费附加功能。我对丈夫在FaceTime上说：“我喜欢21世纪。”但就像冰箱一样，当每个人都拥有视频电话时，它们就不再具有魅力，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抱怨它们的缺点，却理所当然地享受它们的好处。
今天，怀旧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希望获得更多：更多令人兴奋的新技术，更多的物质丰裕，以及更多公众对二者的热情。他们将老现代主义者对新事物、理性规划和速度的渴望，与老极客对冒险和发现的追求相结合，渴望看到行动。他们的口号是“更快点吧”（Faster, please），这一短语由博客作者格伦·雷诺兹（Glenn Reynolds）推广，也是詹姆斯·佩索库基斯（James Pethokoukis）Substack通讯的标题。
然而，这些热情依然是小众的，正如它们在20世纪时一样。如果技术乐观主义者一直从过去寻找文化灵感，他们就很难吸引大众。如果仅靠电影中的酷炫装备就能轻易激发大众的热情，《钢铁侠》（Iron Man）和《黑豹》（Black Panther）早就做到了。技术乐观主义就不会显得如此反主流。
20世纪的进步魅力回应了20世纪的渴望，而反文化对其的批判则反映了另一种替代性的需求。当代的渴望既不同于前者，也有别于后者，其根源在于互联网文化和日益激烈的竞争。要恢复进步的魅力，必须首先理解当今受众的向往和他们想要逃避的事物。
南加州大学的学生梅洛迪·郭（Melody Guo）在2023年表达了许多同代人的心声，她谈到这一代人渴望“从注意力经济、由过度个人主义导致的社会原子化以及真实事物被虚假替代中解脱出来”（liberation from the attention economy, from the atomization of society caused by exc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he loss of the real for the fake）。她指出，他们希望摆脱通过社交媒体不断宣传自己存在的压力。今天的竞争已不再只是跟上邻居的从众驱动，而是绝望地试图吸引他人的注意。梅洛迪·郭想象了一种新的反文化，强调面对面的关系和功能健全且值得信赖的机构。
与过去对摆脱匮乏与单调或从众与压迫的追求不同，今天的许多人希望逃离的是持续在线的注意力经济、虚拟关系的表面化感受以及零和的资历与成就竞争。他们渴望效率、宁静和亲密的连接。他们希望在不需要追求非凡的情况下感到成就、自信和被重视。与其想象自己是亿万富翁企业家、体育明星或多平台的网红，许多人更渴望成为普通的“芭比”或“肯”，并因此感到满足甚至自豪。真实与平凡反而成了一种矛盾的魅力。
这种对能力和掌控感的渴望在当代文化中随处可见。无论是烹饪课程、综合格斗、举重、手工爱好，还是铁匠技艺的复兴，这些现象都反映了这种趋势。“这些都是让我们动手、使用工具、掌握最初看似难以掌控的事物的活动，”罗切斯特理工学院美国工艺学校（School for American Crafts）的主任伊丽莎白·克朗菲尔德（Elizabeth Kronfield）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这些活动中，掌握技艺本身是一种目标，而不是一种经济需求或竞争形式。社区通过共享技巧、工具、时间和空间而形成。
尽管这些追求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反映了一些潜在的普遍渴望，同时也舍弃了曾被认为是普遍好处的特质。这些活动往往不方便、耗时，甚至可能伴随着身体上的不适。尽管爱好者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未必拒绝便利、速度或舒适，但他们愿意为了追求其他满足感而放弃这些特质。
这些追求的多样性也突显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变。我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由大规模生产决定最低共同点需求的经济中。真正的进步，以及任何新形式的进步魅力，都必须避免20世纪现代主义的致命谬误：不存在唯一的最佳方式。人们拥有不同的天赋、品味、价值观和历史。即使他们有着相似的抽象渴望，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将其付诸实践。综合格斗和烹饪课程都提供了能力感和社区感，但它们吸引的是不同的个性和兴趣。
让未来变得迷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用更多的绿色元素重塑20世纪的愿景，而是要理解“丰裕议程”（abundance agenda）作为一种提供多种美好生活版本的共同基础。这不是一个未来，而是许多个未来。
以“住房万物理论”（housing theory of everything）为例。提供负担得起的现代住宅是20世纪中期的一项伟大成就，也是当时人们感受到进步真实存在的原因之一。而如今，住房成本的沉重负担摧毁了年轻人的乐观情绪，即使是高薪者也感到经济上的绝望。
让适合家庭居住的住房变得充足，从而使其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能负担得起，这是恢复对进步信心的最有效一步。无论在哪个时代或地域，人们都珍视“家”的价值——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能够孕育生活的空间。虽然住宅本身无法完全赋予家的意义，但它提供了必需的私人空间。
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每个人都希望住在高密度的城市街区。住房的丰裕不一定意味着高密度。将简·雅各布斯的见解转变为一种新的“唯一最佳方式”，实际上是在以新的形式重现她所批判的错误。一个真正丰裕的未来应该为各种类型的住房提供空间——无论是在城市、郊区、小城镇、农场还是广阔的空地上。它应包括多样化的居住安排：大大小小的家庭、核心家庭或扩展家庭；共享共同兴趣和设施的家庭集群；将居住、工作、购物和服务整合的空间；以及任何人们想要、想象并建造的形式。这样的未来是多元化且灵活的。它尊重价格对供需关系的反映，而不是强制制造人为的稀缺。丰裕的住房为追求幸福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背景支持。
一个更具韧性的进步理念也应该为遗产和历史留出空间，而不是要求一切从头开始。从头再来的愿景或许看上去充满魅力，但既不现实也不人道。科学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曾智慧地指出：“寻找一个可以作为任何‘理性’哲学起点的零起点的梦想是无法实现的。没有零起点。”（The dream of finding a scratch line, to serve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any “rational” philosophy is unfulfillable. There is no scratch.）我们的思想是继承观念的产物，无论我们如何修订它们；我们的环境也带有前人留下的印记。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人愿意生活在与过去的遗产——艺术与建筑、习俗与家族传承——割裂的状态中。如果你的迷人未来设想中没有历史的痕迹，那么你的方向是错误的。
在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1995年的小说《钻石时代》（The Diamond Age）中，他探讨了极端物质丰裕如何与多元化社区共存，甚至可能创造这些社区。我认为这是最能回应当前及近期社会困境的科幻小说。《钻石时代》描绘了一个通过纳米技术“物质编译器”（MC）可以按需制造几乎任何物品的世界。这种技术变革使全球社会分裂为自我管理的部族（phyles）。与之相对的是一个未归属的底层阶级（thetes），他们的生活混乱无序。物质编译器满足了他们的基本物质需求，但他们缺乏部族提供的社会结构和保护。
在小说《钻石时代》（The Diamond Age）的一个片段中，主人公——儿童内尔（Nell）和她的哥哥哈夫（Harv）是生活在底层阶级（thetes）中的孩子。他们去寻找母亲的一个前男友，却发现他加入了一个名为“燕尾”（Dovetail）的部族。对于这个部族的身份，他们感到难以理解：
“我们做东西，”那个女人说，仿佛这句话几乎完美且足以解释燕尾部族的存在……“我叫丽塔，我做纸。”
这对内尔来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但丽塔听了却感到意外，最终笑着否定了这个说法。“我稍后会给你看。但我的意思是，这里和你们以前生活的地方不同，燕尾的所有东西都是手工制作的。我们这里有一些物质编译器。但如果我们需要一把椅子，比如说，我们的工匠会用木头把它做出来，就像古代那样。”
自愿放弃无处不在的物质编译器带来的便利，而选择手工制作的满足感，是对丰裕的一种回应。燕尾的居民并不物质匮乏，也没有完全摒弃物质编译器。他们选择了一种通过双手的劳作寻找美和意义的生活。在一个手工制品显得特殊的世界中，这种劳作也形成了市场。对于某些人来说，燕尾展现了一个迷人的未来可能性。
这种对“背景丰裕”的渴望，也构成了当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吸引力的基础。这是一种政策专家版的“物质编译器”：一个伪装成反贫困计划的丰裕概念。UBI提供了一种诱人的安全感：无论经济条件如何，都有足够的收入支持你从事任何让你感到满足的事情。然而，斯蒂芬森既突出了这种魅力，也对其进行了揭示。他暗示，只有在纪律严明的部族中，物质编译器才能支持一种令人满足的生活。底层阶级（thetes）虽然享有物质保障，却缺乏结构、关系和工作——也就是说，缺少那些赋予生活意义的活动和关系。
当今的渴望将以何种方式反映出来，无论是通过迷人的形象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演变，都很难预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要让进步具有吸引力，它必须为多样化的追求和身份提供空间，使持有不同承诺和价值观的社区能够在多元主义的图景存，而不演变为相互敌对的部族。“唯一最佳方式”的理想早已成为过去。它在其时代或许光彩夺目，但魅力始终是一种幻觉。
